【造紙術】造紙術是哪個朝代發(fā)明的 造紙術的意義與影響

中國古代勞動人民以上等蠶繭抽絲織綢，剩下的惡繭、病繭等則用漂絮法制取絲綿。漂絮完畢，篾席上會遺留一些殘絮。當漂絮的次數(shù)多了，篾席上的殘絮便積成一層纖維薄片，經(jīng)晾干之后剝離下來，可用于書寫。這種漂絮的副產(chǎn)物數(shù)量不多，在古書上稱它為赫蹏或方絮。這表明了中國古代造紙術的起源同絲絮有著淵源關系。

造紙術是哪個朝代發(fā)明的

造紙術是西漢時期發(fā)明的，在東漢時期進行了改進。

考古發(fā)現(xiàn)

從迄今為止的考古發(fā)現(xiàn)來看，造紙術的發(fā)明不晚于西漢初年。最早出土的西漢古紙是1933年在新疆羅布淖爾古烽燧亭中發(fā)現(xiàn)的，年代不晚于公元前49年。

1957年5月在陜西省西安市灞橋出土的古紙經(jīng)過科學分析鑒定，為西漢麻紙，年代不晚于公元前118年。1973年在甘肅居延肩水金關發(fā)現(xiàn)了不晚于公元前52年的兩塊麻紙，暗黃色，質地較粗糙。

1978年在陜西扶風中延村出土了西漢宣帝時期（公元前73~49年）的三張麻紙；1979年在甘肅敦煌縣馬圈灣西漢烽燧遺址出土了五件八片西漢麻紙。1986年甘肅天水放馬灘出土的西漢文帝時期（公元前179~前141年）的紙質地圖殘片，表明了當時的紙可供寫繪之用。從上述西漢出土的紙的質量來看，西漢初年的造紙技術已基本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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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紙術的意義與影響

造紙術——尤其是東漢蔡倫改進的造紙術（又稱“蔡侯紙”），是書寫材料的一次革命，它便于攜帶，取材廣泛不拘泥，推動了中國、阿拉伯、歐洲乃至整個世界的文化發(fā)展。

有了文字之后，最重要的就是要有一個很好的載體。古代埃及人利用尼羅河的紙草來記述歷史；在古代的歐洲，人們還長時間地利用動物的皮比如羊皮來書寫文字；而中國，在造紙術發(fā)明以前，甲骨、竹簡和絹帛是古代用來供書寫、記載的材料。但是甲骨、竹簡都比較笨重，秦始皇一天光閱讀奏章，就要整整一車；絹帛雖然輕便，但是成本非常昂貴，也不適于書寫。到了漢代，由于西漢的經(jīng)濟、文化迅速發(fā)展，甲骨和竹簡已經(jīng)不能滿足發(fā)展的需求了，從而促使了書寫工具的改進——紙被發(fā)明出來了。造紙是一項重要的化學工藝，紙的發(fā)明是中國在人類文化的傳播和發(fā)展上，所做出的一項十分寶貴的貢獻，是中國史上的一項重大的成就，對中國歷史也產(chǎn)生了重要的影響。

中國絲也傳進了印度。最早的記錄是在印度的古書中找到的。在印度政治家、哲學家考底利耶(Kautilya)的《政事論》(又譯《治國安邦術》)一書中有cinapatta一字，意思就是“中國的成捆的絲”。考底利耶據(jù)說生于公元前四世紀，是孔雀王朝(古印度摩揭陀國的王朝，建于公元前321年，約公元前187年為巽加王朝所取代)月擴大王的侍臣。這說明，最晚在公元前四世紀，中國絲便已輸入印度。另外，從梵文的許多字中也可看出，古代印度人民對蠶絲的認識要比希臘人和羅馬人準確得多，因為他們知道絲是蟲子吐的，絲是繭(舊n)抽成的。

在絲傳人印度之前，古代印度人民的衣料只有棉衣、羊毛、鹿皮等。印度古代可能有野蠶絲，但一直到唐代，絲還很少被采用。中國絲的傳入給古代印度人民增添了新的衣服材料。到了宋代，靠近兩國通商口岸一帶的印度人，已經(jīng)可以穿絲制衣服了。當然，古代中國輸入印度的不只是絲織品，而且也有生絲，印度人再把生絲染色加工織成綾、羅。錦、絹。印度綢薄如蟬翼，精美異常。

除了絲之外，古代中國傳入印度且對印度文化產(chǎn)生了重要影響的還有紙和造紙術。在古代印度，書寫材料有時用木板和竹片，更多的是用燁樹皮和貝葉。在梵文古典著作里常會見到“白樺樹皮”這個字，最初是書寫材料的意思，中國紙輸入后，人們便用這個字來稱呼紙，可見樺樹皮應用之廣；貝葉是一種棕櫚樹葉，大而且長，古代印度人在樹葉上面寫字、抄經(jīng)。過去一般認為，12世紀，紙張才由伊斯蘭教徒帶到南亞的印度，然而實際情況并不盡然。既然蔡倫造紙術改革之后不久，紙張就大量傳入西域、中亞，采用紙張書寫的也不限于漢人，那么東漢至南北朝時期，因傳播佛教而頻繁活動于此地的印度人，或與印度有關之中亞民族，必會接觸和使用紙張，因為紙張遠比當?shù)貍鹘y(tǒng)書寫工具樹皮、樹葉優(yōu)越。

造紙術的發(fā)明者是誰

紙術是我國古代的四大發(fā)明之一。造紙術是誰發(fā)明的長期以來，人們一直認為是東漢宦官蔡倫發(fā)明的。主要依據(jù)是《后漢書·蔡倫傳》的記載。書上說：“自古書契多編以竹簡，其用縑帛(即按書寫需要裁好的絲織品)者謂之為紙。縑貴而簡重，并不便于人。倫乃造意(發(fā)明、創(chuàng)造)用樹膚、麻頭及敝布。魚網(wǎng)以為紙。元興元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從用焉，故天下咸稱‘蔡侯紙’。”因此，后來的一些中、外著作，都據(jù)以尊東漢時代的蔡倫是紙的發(fā)明者，把他向漢和帝劉肇獻紙的公元105年，作為紙的誕生年份。

在史籍里，早在蔡倫以前，也有一些關于紙的記載。如《三輔舊事》上曾說：衛(wèi)太子劉據(jù)鼻子很大，漢武帝不喜歡他。江充給他出了個主意，教他再去見武帝時“當持紙蔽其鼻”。太子聽從了江充的話，用紙將鼻子掩蓋住，進宮去見壏帝。漢武帝大怒。此事發(fā)生在公元前91年。又如《漢書·趙皇后傳》記載：漢成帝寵妃趙飛燕的妹妹趙昭儀要害死后宮女官曹偉能，就派人送去毒藥和一封“赫蹄書”，逼曹偉能自殺。據(jù)東漢人應劭解釋，“赫蹄”即“薄小紙也”（后來稱為絲棉紙）。再如《后漢書·賈逵傳》說，公元76年漢章帝令賈逵選二十人教以《左氏傳》，并“給簡、紙經(jīng)傳各一通“。以上有關紙的文獻記載，都早于公元105年，即蔡倫向漢和帝獻紙那一年。

西漢發(fā)明

持否定造紙術是蔡倫發(fā)明的同志認為，”發(fā)明造紙術的是西漢勞動人民。東漢勞動人民在繼承西漢造紙技術后，又有所改進、發(fā)展和提高。至和帝時，尚方令（職掌管理皇室工場、負責監(jiān)造各種器械）蔡倫組織少府尚方作坊充足的人力、物力，監(jiān)制出一批精工于前世的良紙，于元興元年奏上，經(jīng)推廣后，‘自是天下莫不從用焉’。”這是爭論中的一種意見。

蔡倫發(fā)明

另一種意見則堅持認為，蔡倫是我國造紙術的發(fā)明者，理由是“根據(jù)漢代許慎《說文解字》中有關紙的解釋，在蔡倫之前古代文獻中所提到的紙，都是絲質纖維所造的，實際上不是紙，只是漂絲的副產(chǎn)品，自古至今要造成一張中國式的植物纖維紙，一般都要經(jīng)過剪切、漚煮、打漿、懸浮、抄造、定型干燥等基本操作。而灞橋紙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紙。理由是”從外觀看，其紙腩松弛，紙面粗糙，厚薄相差懸殊。經(jīng)過實體顯微鏡和掃描電子顯微鏡觀察，發(fā)現(xiàn)絕大多數(shù)纖維和纖維束都較長，說明它的切斷程度較差，是由纖維自然堆積而成，沒有經(jīng)過剪切、打漿等造紙的基本操作過程，不能算真正的紙?；蛟S只是漚過的紡織品下腳料，如亂麻。線頭等纖維的堆積物，由于長年墊襯在古墓的銅鏡之下，受鏡身重量的壓力而形成的片狀。此外，其余幾種所謂西漢古紙，也都是十分粗糙，充其量不過是約紙的雛形。蔡倫及其工匠們在前人漂絮和制造雛形紙的基礎上總結提高，從原料和工藝上把紙的生產(chǎn)抽調(diào)到一個獨立行業(yè)的階段，用于書寫。誠然，“蔡倫紙”不會是蔡倫一手制作，但沒有他的“造意”，單憑尚方工匠也制造不出這種植物纖維紙來。因此，即使在雛形紙出土的今天，把蔡倫評作為我國造紙術的發(fā)明者或代表人物仍然是正確的，是有充分歷史根據(jù)的。

另外，《后漢書》中有關蔡倫造紙的記載主要取自劉珍的《東觀漢記》。劉珍和蔡倫是同時代的人，應為可信。從記載中可知，蔡侯紙既能進貢皇帝，又能代替縑帛用作書寫，紙質必定達到一定水平。

有些學者還認為，灞橋紙是不是西漢的產(chǎn)品，也值得進一步考證。他們提出的理由是“在墓葬人的生活時代未能確切查明以前，很難對古紙的生產(chǎn)年代作出令人信服的科學判斷。何況該墓葬有擾土層，曾受外來干擾，不能排除后代人夾帶進來的可能性；同是漢墓的長馬王堆，若無其事那樣完好，墓主有姓名可查，史料可靠，出土文物如此豐富，但除了千百根簡策和絲織古紙帛畫，并無一片麻紙。有的研究者還從出土的灞橋紙上辨認出上面留有與正楷體相仿的字跡，酷似新疆出土的東晉寫本《三國志·孫權傳》上的字體，據(jù)此認為灞橋紙可能是晉代的產(chǎn)物。